本期作者：段德敏（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

1现代民主社会的出现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民主直到很晚近才被认为是合法的统治形式。很多人会将民主政治追溯到古希腊，特别是古雅典时期的城邦政治，例如著名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这并非没有道理。但即便在公元前的雅典，民主也不被认为是唯一合法的城邦形式，王制或贵族制都可以是好的政体，民主（或平民统治）反而经常被认为过于依赖（公民）数量的统治地位而偏离了善治的轨道，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一书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和讨论。

罗伯特·达尔，美国政治学家，当代民主理论大师。

在近代，孟德斯鸠将政体分为三类：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其中共和政体指的是古代城邦共和国，因为公民在其中多少有一些政治参与，因此它又带有民主政治的色彩。在孟德斯鸠看来，现代社会的政体主要有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两类，是否容纳自由的存在是两者关键的区别。在西方近代很多思想家那里，“民主”(democracy)都被当作古代的事物，既不适应现代社会，其本身也不一定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等——同时会将其理论建立在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的基础上，但自然权利和个人自由都同民主没有直接关系，这些思想家都有意识地将它们同某种形式的现代国家联系在一起。将”民主“从古代移到现代，甚至将其看作人类的未来，并对其展开认真严肃的分析，直到托克维尔那里才发生。

托克维尔之所以能将“民主”从过去时转移到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主要和他所看到的人们的“身份平等”有关。在古希腊，城邦的公民通常会分成平民和贵族，在公民之外还有奴隶和外邦人，亚里士多德将奴隶称为“会说话的工具”，认为奴隶服从自由人是“自然的”(natural)，好的城邦应该建立在尊重和服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区别的基础之上。

早期伊斯兰的亚里士多德肖像

在中世纪时期，人们分为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两者之间的区别要较古典时期大得多，如果古典时期的平民尚可以人数的优势参与政治的话，中世纪欧洲的平民则主要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下等阶层，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接触政治。即便到了启蒙时代，这种印象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孟德斯鸠认为自由存在于君主政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在其中贵族拥有极大的特权和地位，从而他们可以和君主形成权力的互相制衡——此即所谓“三权分立”的由来，而专制国家则一般只有一个君主，其他人都是其奴仆。换句话而言，在孟德斯鸠那里，自由和身份的不平等——即贵族制——是密不可分的。近代的自然法学者从人的天赋自然权利出发，用社会契约论的方法解释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性质，但在涉及到政府的具体构成时，大多还是回到人与人之间身份不平等的老路上，他们大多相信君主制或贵族制政府是更好的选择。因此，我们看到，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热情地赞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称他为“光辉的典范”，在他的庇护下，人们可以自由地批评宗教、法律等方面的各种成见，但前提是他们在政治上“必须听话”。

康德，启蒙时代著名德意志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

托克维尔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平等看作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趋势，它“有如天意”，不可逆转。他在《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说：“翻阅一下我们的历史，可以说我们在过去的七百年里没有一件大事不曾推动平等。”例如，大规模的战争一方面消灭了大量贵族，另一方面也使得平民的地位上升。在战争中，曾经只有贵族才有能力购置兵器和盔甲，但枪炮的发明使这些器具都失去了作用。印刷术的进步使得穷人也能接受更多的信息和教育，教会更会向所有企图获得“拯救”的人敞开大门。诸如此类的社会发展都一步步拉近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距离，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更相似。就基督教而言，在西方中世纪，人们虽然在现实中服从身份等级制度，但在宗教信仰上又相信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基督再临的时刻所有人都要受到审判。一方面，上帝从此世完全抽离，但另一方面，基督又不否定此世，耶稣本人也有肉身，这种二重性使得欧洲社会获得了不断推动解放和平等的内在动力。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在其著名的《世界的袪魅：一部宗教的政治史》（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ligion）中即从此出发解释现代民主为什么首次大规模出现在欧洲。

马塞尔?戈谢的著作《世界的袪魅：一部宗教的政治史》

2“自由引导人民”？

身份平等在政治上的后果是人们不再愿意像以前一样活着，其标志性的事件则是法国大革命。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印象千差万别，但大多包含自由、解放这类要素，它们在欧仁·德拉克罗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中有几乎完美的体现。虽然这幅画的初衷是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而作，但后来人们也经常把它看作大革命本身的写照。在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时象征着自由和人民的女神举着标志大革命的三色旗，踏着成堆的尸体、冒着枪林弹雨带领人民向前冲。这幅画渲染的氛围的确令人感动，觉醒的人民勇敢地起来抗争，打破身上的枷锁，从而争取自由，一切都好像发生在眼前。但浪漫主义的表达往往需要对历史事实进行简化和再造。实情是，人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就突然觉醒，更不用说拥有参加到革命中的行动力。

《自由引导人民》

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人们跟以前已经不一样，社会也早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革命前的几个世纪中，整个法国社会都在加速平等化，贵族的财富、地位和影响力日益缩水，普通平民——主要是资产者——的地位逐渐上升。与此相应的是，法国国王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但我们要知道，王权要扩张，它所依赖的正是已经大为平等化了的民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大革命的发生只是早晚的事。换句话而言，即便人们什么都不做，法国当时的旧制度基本上也会以某种方式终结，大革命只不过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种极为激烈的方式为已经在发生的巨变画上一个句号而已。正因为此，孚雷(Francois Furet)在其《解释法国大革命》中说，法国大革命其实更应该被看作旧制度在人们眼前和脚边崩塌的过程，革命者们并没做太多实质性的举动让其瓦解。人们在“自由”的引导下将旧制度拆解，建立新的生活，这更多地是浪漫主义艺术家的想象。

托克维尔也说，大革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有很多创新，其实最重要的变革早就已经发生。这些变革中最关键的又是统治形式的改变：王权变得一家独大，与之配合、相辅相成的是人们身份的平等化。换种方式表达，即现代民主社会真正的开端并不是法国大革命，而是革命前的绝对王权。这听上去好像有点不大合常理，绝对王权难道不应该是民主的反面吗？这取决于君主自身的权力基础，如果君主和贵族分享政治权力，或依靠贵族来进行统治，那么君权则与民主直接相反对。但如果君主依赖的是平民，则情况相反。这一点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有更为简单的表达，他认为“君主政体，不是由人民建立，就是由贵族建立，”君主最好更多地依赖人民，因为他们更容易满足，也更少反抗，而贵族则始终会要求“统治与压迫人民”。法国大革命前期发生的事，大概就是国王联合平民削弱贵族势力的过程。但这里仍然存在一个关键的区别：旧制度时期法国国王严格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可选项，依靠平民几乎是唯一选择，平民地位的提高又进一步推动了王权的绝对化，历史在他们的互相挟裹中一步步走向大革命。

油画《攻打巴士底狱》：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与旧制度的终结。

既然大革命本身没有太多创新，那么革命前的境况也应该可以作为革命后的参照。这并不是说君主会复辟——尽管这确实发生了，而是说绝对的政治权力并没有因为革命本身而消失。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大革命清除了贵族制的残余，政治权力不再有任何障碍，其绝对性可以得到更好的彰显，首先是革命期间的雅各宾专政，其后是拿破仑的上台。我们就以拿破仑为例，他在1800年用公民投票的手段使自己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第一执政，随后很快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可以说，拿破仑的权力具有很强的“民意基础”，他的统治也不完全是其个人的统治，同时也是那些赞许他做第一执政和皇帝的人们的集体统治。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当人们之间的身份差距足够大时，君主并不需要所谓“民意”的支持也能维持其权力。不仅如此，甚至正是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君主（和其他贵族）同普通平民极其不一样，其权力才具有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拿破仑不是古代君主制的延续，而是其终结。因此，当时欧洲的几大王室才联合起来反对拿破仑，在拿破仑失败后，他们又组成为所谓“神圣同盟”，目的即在于维护传统的君主政体，反对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传播。

拿破仑

拿破仑皇帝在法国的出现之所以特殊，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改变了传统上人们对好君主和坏君主的判断。拿破仑到底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按传统的标准，他大权独揽，独断专行，符合专制君主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他又具有极强的民意基础，受到很多人——尤其是平民——的爱戴。在孟德斯鸠那里，君主的好坏或“专制”与否，通常根据他是否同其他人——主要是贵族——分享权力。但拿破仑这样的现代君主显然已经超越出这样的区分范畴，他是民主时代的皇帝。与此相关，托克维尔在分析现代民主社会时发现，专制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和在古代大不一样，正是因为它背后有民众普遍“同意”的基础。如果古代的专制是因为君主不敬神、不尊重传统或不愿意与其他贵族分享权力，现代的专制则是出于压倒性的民意。换句话说，现代社会中身份平等的人们可能非常希望得到一个主人，或者，他们甚至会主动迎接一个主人。

《自由引导人民》表达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大革命过程中确实存在人们积极参与政治、争取自由的时刻，但那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源自革命本身的专制和暴力所掩盖。新的专制并不是对革命的反动，而恰恰是革命所包含逻辑的进一步延续。

3自由或专制：一个选择？

如此看来，身份的平等虽然带来“民意”的胜利，但它的表现形式如何，到底是好是坏，尚未可知。这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在于，人们可能并不习惯，也不知道该怎样参与政治。在这里古希腊思想家们的智慧依然适用，即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如果人们对政治完全没有参与，那么他们一定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原因很简单，如果对政治没有有效的参与，那么你的命运就掌握在别人手里，“依赖”他人，受他人支配，尽管你的私人生活可能还不错，但很难说你是“自由人”。在古希腊，这类与政治或公共事务无关的人中，典型的就是奴隶。在现代社会，人们自然会期待旧制度的崩溃会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参与，但可惜的是，在更多的时候人们会避免参与政治。这其中原因有很多，或是因为人们更关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将政治参与看作一种负担；或是因为人们压根就没有参与政治的习惯，政治参与无从谈起；或者是因为旧制度崩溃后新崛起的政治权力鼓励人们不参与政治生活，等等。总而言之，因为身份平等不一定意味着人们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现代社会反而会出现比古代更极端的政治权力，拿破仑只是这个过程中较早、较温和的体现。可以说，所有现代社会的专制或极权都建立在民众“沉默的同意”基础之上。

在这里，我们不能把政治参与和大众社会(mass society)中的群众运动联系在一起。后者当然也有某种“参与”的成份，但这种参与往往是并不给人以独立性和尊严，个人在规模庞大的群体面前微不足道，他们经常只是盲目地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这种“参与”有时候也会显得有组织、有纪律，但它总是带有自上而下的动员色彩。最重要的是，个人在其中得到不表达的机会，他们仍然是面目模糊的“原子式”(atomic)存在，像一粒粒尘埃一样无所依凭。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个体和我们刚才讲到的退缩在私人生活中的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事实上二者是一体两面，可以随时互相转化。完全从公共领域中退出的个人，在下一刻就可能是集体狂欢中的一员，正如法国大革命前后那段历史所证明的那样。

正是因为这一点，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表现出对美国地方乡镇精神的极大兴趣。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地方自治给了人们以有效地参与到政治中的可能性，他们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地方事务上有充分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就像古希腊城邦中的公民一样。联邦国家则是建立在“独立而有权”的地方自治组织基础之上，他们是自治团体“之间”基于同意的联合。法国则正好与此相反，其近代国家权力的崛起是以削弱甚至取消地方自治为代价。从而，法国和美国在身份平等时代的命运也极为不一样，前者陷入专制和革命之间不断互相更替的恶性循环，后者则相对较为稳定，内部也更为和谐。这种不同的命运只有在民主社会身份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托克维尔著作《论美国的民主》的英文版书影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期待，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他惨痛教训的人们可能会从历史中学到点什么，我们可能会对如何安排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知道得更多，可能会避免犯那些曾经犯过的错误。汉娜?阿伦特在描述和分析现代极权主义给现代人所带来的困境时，对“新生”(natility)抱有极大的希望。极权主义不仅造就极端的权力，更会改变人本身，最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极权的社会中，一切都好像天经地义，纳粹时期的德国就是这样。但有新的人出生即意味着有新的可能，笼罩在人们身上、但又不为人们察觉的铁幕有可能被掀开。但另一方面，同样可能、甚至更可能的是，新生只不过意味着再次重复，没有什么会轻易改变。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也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它们基本都和人的生存或私人生活相关。它们在为人们的生活创造更多便利的同时，只不过又给人们增添了更多的要去满足的“需要”。托克维尔早就警告过我们，现代人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会轻易地放弃自由，如果一个专制的权力能给人们平等，他们可能宁要这个平等也不会追求那个看似虚无飘渺的所谓自由。在当今时代，如果有两个选择摆在人们面前：能够同他人一样拥有一部最新款手机，或能够参与公共生活，到底有什么阻止人们更青睐前者？（作者：段德敏；编辑：胡子华；配图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段德敏，男，1982年生，江苏溧阳人，博士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系伦理、社会与政治哲学中心，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RIPPLE)研究员、欧洲大学中心(EUC) co-director，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民主理论等，已出版英文专著一本，在国外、中国大陆和香港多家知名期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曾受邀在国内外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