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還沒有上任，就向中國發起了強硬挑戰。繼打破數十年的美國外交慣例與中美外交默契、與台灣領導人蔡英文通電話後，特朗普近期又在接受採訪時暗示，美國不必受“一個中國”政策的約束，可以將此作為與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
特朗普的這些言論、舉動震動了全世界，而也許在所有人中受震動最大的，是那些原本以為特朗普上台會對中國有利的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中國人開始呼籲，不應再“誤判”特朗普，應該認識到特朗普構成的重大威脅，否則將會給中國帶來沉重代價。
但問題是，“誤判”特朗普，究竟是誰之過，誰最應該反省？在今年的整個美國選舉過程中，對於大量中國人（既包括精英也包括普通網民）熱烈支持特朗普，國際輿論一直感到大惑不解，因為特朗普一直在競選中對中國發出各種威脅，既有經貿方面，也有地緣政治方面，而且沒有理由認為他的這些威脅只是說說而已，不會付諸實施。如果說特朗普在台灣問題上的輕率行動令人驚奇的話，許多中國人這麼晚才恍然大悟地意識到“原來特朗普上台對中國不利”，才更令人驚奇。
事實上，在中國，對特朗普的支持曾經有“廣泛的民意基礎”，跨越了“左”、“右”兩派。很多從“右”的方向支持特朗普的人，是受到了美國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他們反感美國的自由派（中國網絡上俗稱“白左”），認為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進步主義”和“政治正確”過頭了，應該由保守主義來糾正。
當然，這中間也存在一定的情感誤置，因為特朗普並不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比如他的經濟政策反國際自由貿易，並帶有一定的國家統制主義色彩。只是這並未妨礙這部分人喜歡特朗普。不過，這部分特朗普支持者相對比較“小眾”，以知識分子為主。與此同時，也有很多信奉自由主義的中國“右派”，對特朗普持鮮明的反對態度。而且，那些“右派”的特朗普支持者，通常對中國的體制也持批判態度，所以特朗普向中國發難的舉動，並沒有震動他們。
受特朗普最新言行衝擊最大的是中國的“左派”特朗普支持者，主要是民族主義者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擁護者。他們曾經認為特朗普的上台有利於中國，並為此而歡呼，而特朗普的對華強硬舉動打碎了這一幻景。當然，這些“左派”也會與“右派”共用一些話語，如也對“白左”、“聖母”百般嘲諷等，但他們支持特朗普的最主要動機不是反感美國自由派，而是認為特朗普對中國的國家利益有利，或者特朗普符合他們的“口味”。他們支持特朗普的理由，或者說喜愛特朗普的原因，至少可以概括為七點。而這七點，每一點都值得推敲。
第一，特朗普是一個“商人”，其潛意思是，商人不受條條框框限制，可以接受各種討價還價，而中國一向善於和這樣的“務實主義者”打交道，所以，特朗普對中國有利。但問題是，用“商人”來概括特朗普的個性和習慣很不準確，很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特朗普在整個選戰中極其頑固，一意孤行，並未表現出“商人”的靈活性和樂於妥協的傾向，而且，他很可能因最終出人意料的競選成功，而變得更加頑固。同時，特朗普有着強烈的意識形態信念，可謂是一個狂熱的美國民族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好鬥、甚至好戰的人。即使從“商人”的角度看，特朗普似乎也更喜歡冒險性的交易，願意冒着兩敗俱傷的風險“恫嚇”對方，迫使其支付沉重代價。鑒於在中美關係中，美國擁有的轉圜空間遠較中國為大，特朗普的這種策略將令中國很難受。
第二，特朗普不重視民主、人權等價值觀，無意推廣西方制度與價值觀，所以，有利於中國。的確，特朗普並不尊重美國的民主制度，也對在世界各地推廣民主缺乏興趣，但是這並不會妨礙他在與中國博弈時利用價值觀話語，將其作為向中國施壓的武器。同時，也很難說以往的美國政府，利用價值觀對中國施加了多麼巨大的壓力，例如，奧巴馬政府對中國構成的壓力，主要表現為戰略方面的“亞太再平衡”，和經貿方面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不在價值觀方面。
第三，特朗普是一個孤立主義者，可能退出東亞，從而給中國留下更大的戰略空間。然而，人們根本無從判斷，特朗普在上台後一定會採取孤立主義政策。其實，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更像是利益維度上的“美國至上主義”，並不在空間維度上放棄戰略空間。特朗普只是想更加強調美國作為單個國家的利益，減少國際公共品提供，減少對國際義務的承擔，而要求盟友自己負擔起更大責任，繳納更多“保護費”。這並不代表美國力量的收縮，相反，美國仍以維持全球主宰地位為目標，並可能在局部地區，如東亞，演變為更加咄咄逼人的戰略進攻。
第四，一些中國“左派”不喜歡美國的民主制度，在他們看來，特朗普的崛起意味着美國民主制的墮落和衰敗，因此是喜聞樂見的。的確，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美國民主制度面臨一定的危機。但第一，特朗普上台也“打醒”了美國自由派，迫使他們思考如何與特朗普更好地博弈，同時回應更深的社會訴求，美國民主仍有在“試錯”中修復、鞏固的機會。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美國民主制度的出錯，尤其是權力制衡機制的失靈，對中國未必是好事。美國總統受到的約束主要體現在國內方面，其在外交和軍事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權，也有更大的濫用權力（“亂來”）的空間。現在，即使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也會承認，美國國內民主機制及相關政治、社會力量，是制衡特朗普，迫使他不要在台灣問題上“亂來”的重要因素。
第五，一些人認為（並希望）特朗普會把美國“搞亂”，加劇美國的衰落，從而對中國有利。但是，美國現在並沒有在絕對意義上衰落，只是別國與美國的差距相對縮小了，美國的軍事、經濟、科技實力仍然遠超其他國家。特朗普上台有可能加劇美國社會矛盾和族群裂痕，但並不一定會導致美國經濟下滑，或者軍事力量削弱。退一步講，即使美國衰落，歷史經驗表明，處於衰落過程中的大國更喜歡對外用武，以嚇阻它所認為的潛在競爭對手發起挑戰。
第六，一些人認為特朗普會把美國戰略重點放在中東地區，甚至在中東恢復“反恐戰爭”，從而延續9·11後中國獲得的所謂“戰略機遇期”。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針對穆斯林的言辭或許造成了這種印象，但這並不意味着他真的會這麼做。事實上，特朗普競選中的涉穆斯林言論主要集中於兩點——恐怖襲擊威脅與移民，而這恰好是在呼應美國國內民眾關心的“身邊”議題。美國民意調查顯示，受伊拉克戰爭等事件影響，美國民眾不願再貿然介入“遙遠”的中東地區的衝突，特朗普也向選民一再強調，他從一開始就反對伊拉克戰爭。執政後，特朗普可能加大美國打擊伊斯蘭國（ISIS）的力度，或者對伊朗施加更大壓力，但不一定會把戰略重點放在中東。更何況，特朗普表現出強烈的親俄傾向，而俄羅斯在敘利亞、伊朗等中東國家都有戰略利益，這為美俄合作重塑中東秩序，而非美國單邊激烈干預中東，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間。
第七，特朗普在選戰中表達的族群歧視、族群威脅話語，引起了一些中國大民族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排外主義者的共鳴。他們或者是在情感上認同特朗普，或者真的想效法特朗普，鼓動族群歧視，加劇族群對立（儘管特朗普在美國正式執政後未必真會這麼做）。但是，美國的族群政策，和中國的族群政策，完全是兩回事。特朗普即使在美國國內挑動族群對立，這也不意味着他就會更容忍、鼓勵其他國家實施這種行為。相反，如果他選擇和中國對峙的話，更可能利用族群議題向中國施壓，而面對來自特朗普的挑戰，中國也應當會更強調國內的族群團結。
基於以上站不住腳的理由，中國國內出現了大量的特朗普支持者（俗稱“川粉”）。有的人達到了荒謬的程度，不僅自己喜愛特朗普，而且會猛烈攻擊那些基於合理理由批評特朗普的人。在今年的美國大選中，國際嚴肅媒體基於公心而非私意，一直在提醒特朗普對國際秩序與全球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危害，但在這些“川粉”眼中，這些媒體是“背離了客觀公正原則”，是在蓄意、吹毛求疵地“黑”特朗普，或者是“不識時務”的“小清新”、“白左”、“公知”。但弔詭的是，國際主流媒體所提醒的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性與危險性，最終卻以特朗普對中國的驚人挑釁表現了出來。這在印證了國際主流媒體警告合理性的同時，也造成了“川粉”的分裂，以及相當大一部分“川粉”的啞然失聲。
由以上分析可見，很多中國人支持特朗普，是因為他們與特朗普有一定的共性：都是民族主義者，都以零和博弈思維看待中美關係，都不認同民主、包容等現代價值觀，都有族群歧視傾向，都有反智傾向，更願意依賴直覺和情緒，而非綜合權衡的理性認知。這解釋了“非理性”的特朗普在中國的巨大吸引力。但問題在於，國際主義者會聯合在一起，而民族主義者卻往往互為對手，非理性的、民族主義的、以零和思維看待兩國關係的人，更容易爆發衝突而不是合作。特朗普並不是他在中國的許多民族主義“粉絲”的“同道”，而是先行一步，走上了與中國對抗的道路，而且根據以往經驗判斷，他不會輕易後退。
特朗普的舉動已經令中美關係處於險境，可以說構成了中國近些年來遇到的最大的國際政治挑戰。然而，特朗普在西方仍有一定的孤立性，美國的自由派試圖從一開始就制約特朗普，包括在外交政策方面，歐洲也對特朗普深懷疑忌。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也存在着對特朗普的憂慮。因此，在約束特朗普、迫使他尊重外交慣例和已有國際秩序方面，中國不僅與許多其他國家，甚至與西方的內部力量，都有着共同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面對“特朗普挑戰”，訴諸一種主要植根於民族主義的策略，乃至以“特朗普式”的激烈言辭回敬特朗普，這將使世界將此視為中國與美國的民族主義的衝突，從而使中國難以贏得國際性支持，甚至可能給特朗普一定的機會來孤立中國。中國合理的做法是不囿於本國利益的視野，而是既強調中美關係的合作共贏性，反對特朗普的零和博弈思維，又強調維護國際秩序，反對特朗普顛覆已有國際秩序的企圖。中國更多展示自身維護國際自由貿易、國際法、全球秩序的意願，從維護“全球公益”的角度來定義自身與特朗普的博弈，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爭取更多的支持。這也是針對此前對特朗普的“誤判”，中國應該進行的正確反思。
（註：作者郵箱是bo.liu@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