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里发生的事：关于加拿大十年手术事故投诉的报告
加拿大国际广播及CBC/Radio-Canada版权所有 抄袭举报 网站：www.rcinet.ca 微信ID:radio-canada加拿大全国的外科医生每年做一百万多台手术，事故和医疗纠纷时有发生。加拿大医学保护协会（CMPA）和加拿大医疗保险互惠公司（HIROC）最近公布了一份报告，对过去十年中发生的将近三千起手术事故投诉和处理进行分析。医院一向对医疗事故能不提就不提。因此对公众来说，这份报告的公布是一次难得的了解手术室里发生的事的机会。
2004-2013年期间的加拿大医疗投诉：2794起
CMPA：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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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OC：1391
《国民邮报》记者Sharon Kirkey报道说，这些医疗事故中有相当一部分源自医生的疏忽，例如把纱布、棉球甚至剪刀忘记在患者体内，弄错接受手术的部位，甚至患者。大约三分之一的事故对患者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例如重要器官受损，瘫痪，甚至死亡。
CMPA的医疗安全主任戈登.华莱士说，弄错动手术部位甚至患者的情况比较少见，通常只有在医院因突发状况出现混乱时才会发生。“错误手术”中更常见的是弄错左右，例如需要动手术的一侧肾脏或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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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纱布、棉球甚至手术器械忘记在患者体内的错误多半存在于时间比较长的大手术中，或者是发生大出血等意外复杂情况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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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希望公众不要产生误解。今天的外科手术是很安全的，比过去安全得多。“当然，我们还有改进的空间。”
Christopher Furlong/Getty Images
这份报告是应患者权益组织和加拿大患者安全研究所的要求撰写的。报告提到的手术事故全部发生在2004年到2013年期间，但并不是这十年间加拿大医生手术刀下的所有事故，只是引起投诉的那一部分，而且把涉及产科的诉讼和集体诉讼排除在外了。CMPA的主要职责是为被投诉的医生进行辩护，HIROC是加拿大医院及雇员的最大责任保险公司。
手术“重灾区”：子宫，胆囊，结肠，胸肌，下腹部和乳房
根据这份报告，最容易发生手术事故的部位是子宫，胆囊，结肠，胸肌，下腹部和乳房。超过60%的事故发生在修补或不涉及癌症的摘除手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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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患者的平均年龄为49岁，其中绝大部分在手术前健康状况良好。手术期间及恢复期的失误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包括撕裂伤，刺穿，感染，出血和烫伤。超过一半属于轻微伤害，因事故死亡的患者在CMPA的案例中占11%，在HIROC的案例中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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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Mcnew/Getty Images
神经外科和整形手术出错最多
这份报告统计的绝大部分手术事故涉及外科医生，在手术室内发生，只有一小部分是由护士造成的，也就是说，发生在术后护理阶段。神经外科医生和整形外科医生的“贡献”最大。不过华莱士解释说，出错的不见得都是医术糟糕的医生。外科手术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最好的医生手里也是有风险的。根据专家的分析，报告所列手术事故中有40%的原因是“系统因素”，例如操作程序被打乱或本身就有漏洞。
医院对医疗事故的保密传统根深蒂固，相当一部分医疗事故没有被公开。一份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报告说，医疗事故导致患者死亡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许多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这份报告，医疗事故在美国是第三大致死原因，仅次于癌症和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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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原文（英语）
加拿大医疗事故面面观
加拿大：医患纠纷曝出“秘密行规”
2014年01月23日 19:30
央视网（驻加拿大记者 钟文）在加拿大，很少看到关于医患纠纷的报道。不过，《多伦多星报》近日的一组深度调查，揭示了加拿大医疗体系鲜为人知的一面。
涉及医疗、护理、牙科等误诊和不良行医记录
《多伦多星报》报道的案例，大多发生在2007年至2011年间。其间，安大略省卫生保健行业共收到2000多个内部警告，涉及医疗、护理、牙科等方面的误诊和不良行医记录。这些警告由医师协会下发，并被永久保留在涉事人员的从业档案里。但病人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从医师协会获取这些资料，原因是安省的法律没有要求将医生的污点公之于众。
在安省，病人的投诉经核实后，医师协会可依照公共惩罚条例，对涉事医生下发内部警告。但仅此而已，法律并不允许医师协会向公众披露警告细节。只有极个别案例，被移交给安省上诉和审查委员会后，进行了公开处理，但公布的内容也绝不包含医生姓名。《多伦多星报》追踪数例典型医患纠纷，并经过特别申请，找到当事人，这才使其内情曝出冰山一角。
多伦多的医生哈里·西摩专做结肠镜检查，他因忽视异常体检结果、延误诊断及处置结肠癌肝转移导致患者伯特·加布里埃尔死于并发症。医师协会为此下发了警告。但加布里埃尔的遗孀罗斯玛丽·罗尔巴克-加布里埃尔并不买账。她提起了诉讼，因为她认为内部警告根本无关痛痒。她表示，行医记录秘而不宣，是医疗系统的缺陷；内部警告如不向社会公开，等于没有意义。无论是医生西摩本人，还是他的律师杰弗里·福瑞兰德，都拒绝发表任何评论。
调查发现，2007年至2011年，安省的21个医师协会共发出2205个书面或口头警告。目前，全省医疗从业人员约267000人，其中也包括心理治疗师、按摩师、验光师、助产士、理疗师等。
多伦多的家庭医生费思·帕特里夏·范伯格也因忽视异常体检结果而被警告。她的一位患者在2004年至2005年间多次阴道出血并就诊。超声波检查显示子宫内膜轻度增厚，泌尿科医生曾建议病人咨询妇产科大夫。但直到2007年初，持续阴道出血并伴随盆腔剧烈疼痛的患者依然没有得到范伯格开具的转诊单（在加拿大，病人须持有家庭医生的转诊单，才能预约专科医生）。活检报告显示患者已进入子宫内膜癌晚期。尽管接受了手术和化疗，77岁的病人还是于2007年11月撒手人寰。
接到患者女儿的投诉后，安省医师协会进行调查，并向范伯格发出口头警告，认为其在行医过程中存在明显缺失，她理应足够重视病灶癌变的可能性。在回复投诉委员会的质疑时，范伯格坚称自己开具过转诊单并4次建议患者预约妇科医生，可惜直到2007年2月病人才最终同意去专科就诊。投诉委员会在审理时发现可疑细节：在患者的病历中，范伯格从没登记过任何妇科转诊记录，然而，病人被诊断出癌症后，她却在病历的附录中补充了转诊说明。
另一案例来自首都渥太华。脊椎指压治疗师大卫·科维接到警告，原因是他刻意误导患者过度担忧健康。2009年，科维发信给一位女病人，告诉她“脊柱弯曲会至少缩短10年寿命”。科维自称相信自己的职业操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保患者有知情权，其诊断的目的，是为了成功治愈。科维对医师协会和投诉他的患者进行反驳，他说根本没有机会辩解，没有机会坐下来向女患者当面解释怎么治疗、为什么治疗。
多伦多牙医盖瑞·格拉斯曼因开错处方被警告。2009年9月，一名患者预约根管治疗。格拉斯曼诊所一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件安排病人的治疗时间，以及需要使用的预防性抗生素。由于患者提醒诊所工作人员自己对青霉素过敏，格拉斯曼就在处方中用克林霉素替代。但当时病人的治疗跟踪记录不在手边，他也没有提出调看病历，而病历中恰恰标明该患者对克林霉素同样过敏。病人按照医嘱在治疗开始前服用抗生素，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迅速被送进医院抢救。
事后，患者向安省皇家牙医协会投诉。格拉斯曼接到的口头警告称，医生在开处方前，如果没有看到患者的完整医疗记录，就必须重新索取全套资料。
格拉斯曼指定律师西蒙·朱克批评医师协会的调查，他说协会根本没有咨询其他医生的意见，例行情况下，很多医生事实上就是通过电话开处方，打电话预约治疗的患者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朱克认为格拉斯曼遵循的是常规做法，被警告着实有点儿“冤”。
在位于安省南部的伦敦市，药剂师保罗·伊普配药时给错了剂量，被患者投诉。该病人自称处方上写的是6片装盐酸纳拉曲坦（一种治疗偏头疼的药物），但回家打开包装，却发现只有2片。病人致电药房要求更正时，伊普反问她是否确实在这间药房取过药，并说药房系统中没有她的名字和记录，而且包装只有6片装，根本没有病人描述的2片装。尽管嘴上不予承认，药房最终还是同意给病人补发了药品。
安省药剂师协会投诉委员会2010年警告伊普，配药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是确认药品和剂量，并向用药人提供正确的使用说明，任何失误都将严重违背职业守则。伊普回答记者提问时回避了对此事的评论，他只说关注病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事，任何误差都是严重的问题，自己每天都在竭尽全力为病人着想。
安省阿里斯顿地区的放射科技师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被一位女患者投诉。在2009年的一次体检中，费尔南德斯用身体靠在该女患者的背部，被要求移开后仍不移开。他被医师协会警告称，在身体接触病人前，与病人沟通非常重要，操作时要预防性侵犯。已退休的费尔南德斯目前偶尔还在阿里斯顿地区一些放射治疗中心临时替班。他表示，自己处置病人的方式完全正常，但他拒绝解释更多细节。费尔南德斯说，今后不愿再提及此事，因为已被投诉折腾得筋疲力尽。
律师赞同患者应有知情权
安省卫生部长德布·马修斯称，她将约谈医师协会，对涉及发布警告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马修斯说，她尊重自律性的行业，但随着世界的发展，人们对事件透明度的期待也在变化。她认为，所有人都希望获得更多知情权，医师协会紧跟公众诉求至关重要。
按照现行《安大略省卫生职业条例》，医师协会无须公开医生警告及病人投诉。协会发布每年的警告人次，但对涉事人名和细节进行保密处理。2007年至2011年，安省内外科医师协会发出的警告最多，达1211人次；安省皇家牙医协会居次，发出251个警告；排名第三的安省药剂师协会，共下发警告202个。受理患者投诉的陪审团至少由3名医师协会投诉委员会成员组成，其中至少有1名安省指派的公众陪审员。如果协会赞同某项投诉，就可发出警告。如果涉及失职渎职，比如性侵犯，协会将把投诉提交给公众听证会。
客观上，医师协会把警告视为劝诫和补救措施。警告永久记录在医生个人档案里。如果还有后续投诉发生，先前警告将被参考。在加拿大，医师协会的警告被公开的案例非常罕见。只有当患者，或其亲属，或医生本人向卫生职业上诉和审查委员会提起诉讼时，案件才会公开。该委员会是省属陪审团，其职责是审查医师协会做出的各种决定。
查看安省内外科医师协会的网站，前文提到的多伦多结肠镜医生哈里·西摩竟没有任何负面记录，也查不到他曾得到的警告。但卫生职业上诉和审查委员会的审理结果，却可还原事件始末：2008年7月，患者加布里埃尔在CT显示肠壁疑似病变后找西摩就诊，当时的症状还包括结肠憩室炎和一个4.8厘米的肝脏肿块。在实施结肠镜检查时，西摩发现一处异常肿块，造成肠道变窄，内窥镜不能通过，无法完成结肠镜检查全过程。西摩向医师协会反映，他进行了多项活检，但只收到一项活检报告。报告称没有发现癌变，只是炎症。西摩建议2008年10月再做一次全面的结肠镜检查，但加布里埃尔没等到这一天，因为8月份的B超和胸透已观察到一个6.5厘米的肝脏肿块。多伦多桑尼布鲁克医院也很快确诊患者已进入结肠癌4期及淋巴和肝转移。加布里埃尔2009年5月死于并发症。
患者的遗孀罗斯玛丽·罗尔巴克-加布里埃尔在投诉中称，最初的结肠镜检查无法完成时，西摩理应更深入、更及时地探究病人的症状。经调查，医师协会决定警告西摩。协会认为，在CT已显示肝脏肿块的情况下，西摩仍计划让患者等待第二次结肠镜检查，3个月的间隔过长，给最终确诊带来延迟。投诉委员会还提出，仅凭一个活检结果就推断病情是远远不够的，对较大肿块须多次活检取样。作为外科医生，西摩的做法不合标准，未能鉴别出肿块的性质是结肠癌。他应更早、更明确地制定深度检查方案，并为加布里埃尔开具必要的转诊单。
对协会的警告，罗尔巴克-加布里埃尔认为太轻松，她将医师协会告上安省上诉和审查委员会，理由是一个口头警告根本算不上正确的补偿措施。然而，委员会最终维持原判称，口头警告是合理的。听证会上，西摩的律师杰弗里·福瑞兰德语气硬中带软，他说，口头警告对一名医生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但有助于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安省内外科医师协会的发言人凯瑟琳·克拉克婉拒所有记者提问：按安省法律，她无权对此事进行评论。安省医师协会联合会主席琳达·高夫也尽量回避评论。她说，所有的医师协会都致力于确保公众接受医疗服务的质量。协会面对的都是复杂问题，但处理问题的宗旨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高夫强调，内部警告是一种补偿手段，并不意味着发现了医生的渎职行为。当被追问是否将患者的知情权视为公众利益时，高夫的观点看似“中立”：必须要平衡信息透明度与医生合理的隐私权。
专职受理医疗事故案件的律师阿玛尼·奥克利赞同患者应有知情权。她认为，患者投诉如果被确认属实，警告就应公之于众，只有这样，病人在就诊前才可心知肚明。奥克利坚称，医师协会的职责就是公布细节，为公众监视医疗服务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