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全球经济力量的格局，也给思想界带来了新思维。我们看到，一些西方人对已经流行了几百年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提出了质疑，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以中国为参照的辩证唯物论思潮开始慢慢扩展开来。

《人权宣言》的序文和第17条的纪念版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著“六四事件”、苏联跨台再到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当时的世界在一种歌舞升平甚至是纸醉金迷的西方资本主义生活下高举起人权和民主胜利的旗帜。当时出现了一系列认同西方世界价值观的运动，尤其以北京“六四”学生运动追求西方民主制度和新闻言论自由最具代表性，给本来已经弱不禁风的苏联共产主义带来致命一击，也为新自由主义带来至高无上的合法性。当时若有谁敢尝试向西方人权和民主等价值观提出质疑，甚至指出中国才是世界唯一的出路和希望，只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和痴人说梦。可是，那一刻又有谁会料到，这些大逆不道的论调，竟成为对世界局势的预言，更成为今天西方人开始追捧的辩证唯物论思潮。

生命政治与真理崇拜

回看九十年代，在西方被视为反叛的思潮不外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华文世界对这种思想也曾经出现热捧。生命政治否定了任何宏观政治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身份如性别或种族的运动会成为西方主流议题。然而，辩证唯物论思潮提出一种有别于此的伦理观，其代表作为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于1993年出版的一本小书《伦理学：论对邪恶的理解》（Ethics: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以及齐泽克（Slavoj Zizek）于198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这种思潮以一种左派、反生命政治以及最坚定的反西方人权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人人谈论普世价值却否定真正价值、谈论人道立场却充满虚无、谈论科学知识而空无真理的犬儒时代，辩证唯物论思潮勇敢地重新举起不朽（Immortality）和真理（Truth）作为人类（Homo sapiens）之所以为人（Man）的终极本质和最终目标。同一时期，齐泽克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人道主义左派的犬儒和不思长进，而重新审视了人们对民主人权的迷信态度和当中的意识形态操作。例如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下，人们透过消费一些“公平贸易咖啡豆”来取得自我安慰，人权成为拷问西方资本主义真正暴力的障碍。

另外，在学术研究方面，辩证唯物主义积极地否定一切对道德伦理的极端崇拜和现代伦理学的研究，例如生物科技伦理、文化多元主义、人道主义等被巴迪欧和齐泽克等人称之为“伦理学的意识形态”（Ethical ideology）的伦理研究和倡议。因此，他们激进地否定了将人权作为伦理学的基础，即一切只把人仅仅看成“有限的存在”，只是一个肉体人而看不到人如何成为建设社会的社会人以致人类，那么这种只以人的肉体性为基础的伦理学最后都是虚无主义（Nihilism）。

这就是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只容许一种伦理学，那就是对真理的忠诚（Fidelity to the Truth）。这种伦理学的前题是，人类只有真正透过建设新的社会关系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体（Subject）和作为人（Man），并因此成为不朽，而任何使人脱离成为不朽的学说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伦理学。

以恐惧为基础的人道主义

在此必须指出，当代社会充满一种消极的态度，人们对社会的感觉以及希望推动的理念常常因为对过去伤痛而恐惧。这种由恐惧而生的东西已经成为大众“走下去”的阻力，人成为害怕的受害者。人道主义在当今已经不再是正面的价值，而是一种恐惧的载体，不停地散布“所有人都会为成受害者”的恐惧。活在这种恐惧之下，全球性的排外现象到处可见。更可怕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出现了很多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发动的战争。诡异的是，当真正需要人道主义精神的时候，西方世界却保持了令人发指的沉默。例如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的时侯，没有哪个国家或联合国机构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因为这不令他们恐惧。

因此之故，也曾参与“六四”学运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汪晖（与巴迪欧、齐泽克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在题为《一九八九社会运动的历史条件与“新自由主义”的反历史解释》的文章中用以下一番话总结了运动失败之后，西方的人权和民主思想完全笼罩整个世界的后果。“这一思想状况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1989年运动失败后人们找不到任何批判性的资源来思考这一运动的动力和失败的原因，为什么人们只是从美国、西欧、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历史经验出发来理解全球化和市场经验，而从未触及这一经验的另一面──印度、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的困境，为什么1989年的社会运动在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菲律宾的民主运动和韩国的学生运动而欢呼的时候却没有能力理解这些运动发生的各自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具体目标。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九十年代以反思现代性为契机的研究和讨论展开了新的历史视野，从而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和解放作用。”

这表明了，那种从九十年代开始只会盲目地把人权和民主等西方价值生硬地植入自身社会的思潮是消极的，因为在这些思维下，人只会懂得把自己看成制度的受害者。因此人们必须重新追求正面的价值，重新审视历史，才有可能走出抽象的意识形态，回到具体的社会建设。这样人便不再是制度的受害者，而成为社会的建设者，超越现世的苦难和死亡，成就不朽。

认真回应历史才有不朽的可能

要成就这种不朽性，首先要认清一个事实：世界的逻辑和形态从来都在改变，这是无法回避的。在这个改变中，主体的介入至关重要，问题是，哪一种主体正在介入？真理在历史中的展现不是个人主义和消极的人道主义可以理解的。人道主义开始成为一种与发展反向的概念。看到这一点，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功效。

辩证唯物主义注重对历史中的事件（此事件（Event）乃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即那些真正改变人类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历史事件）的忠诚，从中认清真正主宰历史去向的主体。中国在过去的60年中受过人类史上最大的苦难，但也经历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在如此大的苦难和困难之中，中国人的生活和文明的复兴重新赶上了所谓文明的西方世界，而且这种复兴与追赶没有走西方世界对外战争和掠夺的旧路。反观西方列强对第三世界多年来的“帮助”，印度的西方式 “民主”改革，都比不上中国的自我革命，而且这个革命还在进行中。

与之相比较，当今香港还活在恐惧和虚无主义中，通过各种“纪念”和“抗争”甚至“人道精神”来强化这种自我形象（反向主体）时，他们看不到在中国一种新的主体正在前进，正在全球范围内和其他国家一起努力去推动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辩证唯物论给今天这代人的启发是，不要再把自己看成历史的受害者，应以 “不朽”为目标，重拾真正的历史意识，从怨天尤人的态度回到积极的社会建设上。